无底薪基本已成快递行业标配 拉开收入差距靠揽件

[38]由于合宪推定的初衷基于对政治参与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那些落入《权利法案》范围内的权利的保护，故其属性是一种司法审查方法，而非制定法解释规则。

青锋、张水海：《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作被告问题的反思》，《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将行政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列为共同被告的动因，无非是行政复议机关不能依法作出撤销、变更被申请的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从而使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无功而返。

（一）迅猛增长的行政诉讼案件使复议机关难以应对且影响正常工作 在我国，复议机关并非是以应诉为专业的机关，其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行政机关。仅仅根据表面上的复议维持决定率高于法院的维持判决率就认为反映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巨大反差，[31]并因此特地设置了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对复议机关来说有失公允。[32]政府法制部门即行政复议机构大多持这一观点。[14]而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机关系指在撤销诉讼及课予义务诉讼中充当被告之各级行政机关，上述诉讼均应先经诉愿程序，则孰为被告机关须以诉愿决定结果为准，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4条遂规定，驳回诉愿时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机关。（二）相关管辖制度使复议机关应诉和法院审理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根据新《行政诉讼法》18条第1款的规定，经复议的案件，既可以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13][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作为一项不合常规且为我国所独有的制度，其设立不具有法理上和制度上的合理性，且对行政复议制度改革产生制约。土地集体所有的概念必须在时间之流中才能理解。

自留地没有在《土地管理法》里明确规定为农用地，但根据该法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思路，自留地应属农业用地。基本国策不仅是所有行使国家权利的机构都必须遵循的义务，而且是全国上下必须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土地要价高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定征用条例解决。[72]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86] 集体土地私有化或者集体土地国有化都只能是书斋中的理论推演，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文本表述，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才是可能的实践理性——通过法律变革，充盈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基本权利向度，为在宪法层面将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作为基本权利准备必要的规范饵料。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不冲击宪法文本中的公有制条款。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67]随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步转变为法律，农业用地尽管属于集体所有，但各项权能会全部私有化。[63]至此，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责任已基本消失：村提留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体现，村提留的取消意味着村集体享受的所有权收益已完全分解到承包经营权中，承包经营权完全拦截所有权的收益，承包经营权完全物权化，承包经营权人享受的他物权明显高于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所有权。[74]但这种方案无法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完成，与公有制条款相悖。

合作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土地所有权渐趋淡化，最终被集体所吞噬。尽管中共中央随后对一平二调制度作出调整，最终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格局，但农民不再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却已成定局。（三）人民公社：隐形国有化的历程开启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被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农民土地完全变为公社所有。集体所有后并无权利或者制度的后缀，土地集体所有是一项权利还是一项政策？甚至是一项权利？在政治话语中，集体所有权包含在公有制概念中，是一种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在晚近法学话语中，土地集体所有被无意识解读为一项基本权利， [1]与农民的财产权话语勾连。

集团或国家，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政策，控制、操纵或影响他人行为（而不管他们同意与否）的能力。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产权交易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产权的结果。

（三）粮食安全 我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即便如此，该权利也具有改革色彩，与具有防御功能的基本权利有重大区别。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和产权形式，颁布有关产权的行为规则。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一改造需要的时间并不长，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年，[34]注定是一个速朽的概念。[73]建立在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各项权利正在变迁，使得宪法文本中的土地集体所有概念重生。国家正在逐年增加农业补贴，弥补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因土地用途管制遭受的预期收益损失。作为国家权力的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对应，目的是改造农民土地所有权，作为国家政策的土地集体所有服务于公共目标，即农民的社会保障、国家的城市化和粮食安全，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防御国家权力。参见胡萧力：《模糊的清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再建构》，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2期。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步步被空箱化，直到完全被土地集体所有挤出。[49]基本农田之外的耕地需要改变用途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被严格限制。

某些土地法的概念本身是从法律的外部而不是从法律的内部来到我们面前的，他们所体现，许多都不是现在，更多是昔日的思想。将集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理解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项功能。

政社合一意味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权组织，土地集体所有完全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完全排斥土地私有，土地也不能出租和买卖，通过行政权力确定种植品种，关闭市场，自己之外的农产品在国家统购统销。[11]互助组在土地改革后就一直存在，是农民自愿联合的生产单位，在承认各自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组成的互助组织。

如果与昔日相分离，这些概念的形式和含义就无法理解并且是专断恣意的。利用作为政治资源的生产资料供给操纵——生产资料市场已经关闭，不合作就无法获得生产资料。[34]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第5条。当然，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仍需法律形成。

[46] 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70] 2.宅基地使用权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宅基地流转已经没有制度障碍，《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3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在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刘连泰刘玉姿：《作为基本权利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20] 1975年《宪法》第7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土地集体所有本是被建构而非自然生长出来的概念，当下中国的农民集体也是被集体化的产物，[84]在遭遇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如果土地集体所有不能尽快发育为宪法层面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看到的农村图景可能是乡愁尽失，田地荒芜，甚至影响社会稳定。1982年《宪法》将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定性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将两者同时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37]这意味着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在现阶段并无意识形态上的高低之分，土地集体所有变全民所有的进程戛然而止。

如果将集体成员建立在土地上的权利分解到《宪法》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权中，就割裂了建立在土地上的各项权利——一部分放在《宪法》第10条第2款，另一部分放在《宪法》第13条，在体系上显得零散。这从反面规定，农村村民可以出卖或者出租房屋。[88] 注释: [1] 也有学者将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民的平等权联系在一起。如果抵押之后不能赎回，则农民将来可能生活无靠。

作者简介：刘连泰，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呈现出制度变革的契机。

土地的承包人只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民身份一旦丧失，集体有权收回承包土地。经济学界的这一解释进路与本文所理解的政治改造工程并不矛盾。

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家经由权利模糊，消解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土地集体所有成型为国家权力。[52] 参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4条。